从98年开始，我经常跟一群不认识的陌生人泡在北图对面的栗正酒吧里。我都记不得是怎么和这群人凑到一起的了。但我知道，他们和我一样，像这座城市里的麻雀。
城市里的麻雀群族庞大。它们都长着一副模样，发出一样的叽啾声，啄着胡乱什么能填饱肚子的食物，住着不起眼的蜗居或者甚至从没有人关心过它们住在哪里，用接吻、呢喃和耳鬓斯磨重复着它们的爱情。
我们就是这个城市的麻雀。大街上的男人都穿水洗真丝甲克的时候我们也套着这样的衣服，男人们开始在街边的小发廊里洗头的时候我们也隔三岔五地去洗头，我们坐在弥漫着油烟的小饭馆里就着羊肉串喝啤酒，甲A开战的时候汗流浃背地在工体骂大街，还有些人揣着不知道从哪里积攒下来的散碎银子在股市里瞎倒腾。如果站在这个城市的随便一条街上，我们是最好分辨也最不引起注意的那种人。我们虽然长着和别人的一样的脸、一样的眼睛、一样的手和脚，可是我们脸上没有表情、眼睛里没有目光，手上没有力量，脚底下也没有方向。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人把想象停留在我们身上，去猜测我们是做什么的，挣多少钱，拿着什么文凭，在想什么、在希望什么。其实我们也曾经激昂过，可后来发现自己的、和我们这些麻雀的声音微弱得没人能够听见。就像城市里没有人去倾听麻雀的叽啾一样。我们有声音，可却被人当作哑巴，于是渐渐的，我们就真的哑了。
话剧〈臭虫〉里有一句台词：“当我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，我们只有相信爱情。”所以当我们这群城市的麻雀不再高唱理想的时候，我们就来歌唱爱情了。
以前我们听罗大佑，现在只在酒吧里听人唱爱情故事。我叫不出那些成天和我在栗正酒吧里打发夜晚的“麻雀”的名字，因为有时候是这几个人，有时又是根本不搭界的另一些。我把手搭在身边女人的肩上，和他们喝酒、抽烟，没话的时候，就专注地听歌。他们的手也在身边女人的肩上、腰上或者头发上。仿佛只有依靠着某个女人的体温，才能不被歌声所动。栗正的歌都是唱给过去的，唱给再也没法回头的爱情，唱给永远失去的那个人的。我抚摸着身边女人的纤柔的肩膀，力图使自己除了肉体其他什么都忘掉。于是女人容易爱上我们，也容易离开我们。
那段日子过去了这么久，今天忽然发现栗正已经出了专辑，名字叫“酒吧音乐故事”。我带上耳机，一遍一遍听这些曾经是那么熟悉的歌。每首歌都在唱曾经爱着女人。可我觉得，他歌中的女人，也不过就是他无所依靠时蜷缩肉体的一个依赖。一个让他摸着头发人任心情坠落的体温。
这些歌是送给“在寒冷的冬季，衣服穿的比谁都厚，可是内心比谁都孤单”的城市麻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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